最典型的是，现行宪法文本的序言中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设进程的记载，也是制宪权与国家建设方案的记载体现。

作为中华民族民族史诗的现行宪法，在阐释何为中国、中国何为时，序言第一句，即从时间叙事开始：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部史诗，凝聚着人民的意志，连接着内与外，沟通着历史、现实与未来。在现代国家，通过宪法来确立、完善国家机构与国家政治制度，规范国家机构的权力来源、基本职责、运行方式，便成为最常见的做法。对于国家建设，除了关注刚性的治理体系完善与国家结构整合，还需要关注政治共同体成员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柔性一面。现行宪法的诞生，本身就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典型例证。纵观现行宪法文本，诸如国体、政体、国家基本制度、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机关等内容，均具有鲜明的国家建设意涵。

现行宪法序言的后半部分，即第七段到第十二段，就主要聚焦于国家任务和实现国家任务的相关保证条件。在2020年第十六届、2021年第十七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尝试用经济宪法、公私二分等视角解释宪法中的基本经济制度条款。议会在审议法案的过程中可以继续征求咨询部的意见。

最后，在建构审查程序时，应当为充分发挥宪法的调控功能创造条件。宪法的目标条款通常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开放性，能够容纳多种不同的解释方案。芬兰的事中审查主要由司法部长和宪法委员会负责。如前所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边界，目前各界对此尚未形成共识，不利于行政立法权的充分展开。

因此，在事中审查领域，可以把比例原则的定位从实体论层面的基本原则转变为方法论层面的操作规程，将其视为一套可供理性操作和论辩的思维工具，引导相关主体按照特定步骤开展审查，根据规范是否违反具体的宪法条款而非比例原则本身得出审查结论。对此，以色列最高法院前院长阿哈龙·巴拉克精练地指出，被选中的方法不仅要接受它们与其所欲实现目标之关系的审查，还要接受它们与宪法权利之关系的审查只有同时通过了双重审查的方法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在规范制定过程中的博弈不能以违反宪法为代价。其二，为增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立法法》第53条第1款要求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提前参与其他机关牵头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二）事中审查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 虽然域外国家事中审查的制度化表现和水平存在差异，我国不应当也不可能直接复制，但针对审查的对象、主体、标准和程序问题，它们在处理方法上存在相似之处，据此可以提炼出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以便回到中国语境分析相关问题时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宪法》第74条规定，宪法委员会要对提交议会审议的立法建议的合宪性提出审查报告。

此类法规在调整范围和幅度上不得超出被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因而属于合法性审查范畴。二是事实上的审查主体，即虽然参与规范制定工作，但无权就草案的合宪性作出有规范效力的决定，而是在事实层面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类机构。在必要性原则层面，应当重点审查规范所选择的最小损害手段能否通过宪法检验，因为某些手段虽然从事实上来看造成的损害最小，但这种损害可能在宪法上仍然是不可接受的。第二，对于地方性法规，《宪法》的要求是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第四，如果草案不符合实质合宪性之必要性和均衡性标准，可以建议提案主体修改或者在其职权范围内直接予以修改。一是执行意义上的不抵触。

其次，在权限维度上，《宪法》的大部分规定也在上述规范中得到具体化，但仍有少数权限争议需要在宪法层面给出答案。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实务界采纳了事前和事中审查的表述，但将其界定为合宪性审查的理由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导致制度建构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

就此而言，我国的事中审查标准同样可以遵循功能性和规范性二分法。据此，我国的事中审查程序应当致力于把党的要求落实为具体的制度约束，根据规范制定过程的特征，明确规范在不同阶段的审查主体、审查重点以及违反宪法的处理方法，尽可能提高规范上的审查主体得出的最终审查结论的科学性。形式合宪性的具体内容可以从三个维度依次展开。比例原则之所以可以成为审查工具，是因为它重在价值判断的分析结构可以较好地起到规范权力的作用。作为应对，可以把合宪性审查明确为规范制定参与机构的职责，并且通过审查行为的外部展示予以督促落实。其《司法部法》第4.2条规定了宪章声明制度，要求司法部长在将法案引入联邦议会任何一院之前出具一份声明，阐述法案对受到1982年宪章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潜在影响，以使相关问题能够引起议员和社会公众的注意。

第二，在事实上的审查主体层面，综合性审查主体的数量较多且情形较为复杂，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分别讨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规范制定过程通常也是政治博弈过程，相关各方为了达成一致，有时不得不在合宪性问题上作出妥协和让步。

权力享有者应当合宪地行使权力是现代立宪主义的基本原则。加拿大政府法案在起草阶段的审查方法与英国类似。

目前理论界已经形成共识，普遍认为合宪性审查应当依据我国的宪法文本进行，宪法文本之外诸如惯例、国际条约或政策方针等可能影响审查结论的因素，应当通过宪法解释发挥作用。法案进入联邦议会之后，参议院法律与宪法事务委员会和众议院司法与人权委员会负责审查法案是否违反宪章。

它们受到法律或其他上位阶规范的约束，有时这种约束功能有限，需要宪法予以补强。和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同的是，上述机关的规范制定工作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在审查阶段没有像人大专门委员会那样的综合性审查主体，相关审查工作由其法制机构一体承担。德国内政部和司法部负责政府法案在起草阶段的审查工作，前者偏重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后者偏重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就此而言，事中审查是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面逐渐深入的过程，不同机构之间有合作也有监督，共同致力于制定符合宪法的法律规范。

如果有多方主体参与起草工作，应当尊重牵头机关对草案合宪性的判断。如果遇到影响功能性标准适用的规范性问题，可以咨询同级专业性审查主体。

在审查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类型审查主体的比较优势分配审查任务，明确违反宪法的处理方法。然而事中审查并不能随意而为，只是其行为、结论和后果的表现形式和事后审查有所不同。

规范制定主体在探究宪法目标时，如果某种解释方案能够得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支持，就应当优先适用此种方案，确保法律规范与党中央决策部署相一致。《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确立了我国立法工作中的不抵触宪法原则。

另一类是专业性审查主体，如司法部或宪法委员会，它们在国家机关内部对宪法的理解更加准确，主要负责审查草案是否超越宪法边界，与综合性审查主体保持沟通并就草案的合宪性向规范上的审查主体负责。而在事中审查阶段，它主要表现为审查结论对规范制定过程的影响，不涉及此过程之外的其他机关或公民，相对容易界定，可以将其归入关于审查程序的讨论。有鉴于此，事中审查的程序安排应当致力于引导相关各方通过宪法表达诉求，提高宪法对规范制定过程的统摄作用。作为一种以规范制定权为基础的行为，事中审查首先强调参与机构的自我审查，它们在判断草案的合宪性时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

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和修法的界限。为叙述方便并同狭义的法律和立法权相区分，以下将上述各类规范统称为法律规范，把制定法律规范的权力统称为规范制定权。

事中审查对象的广泛性以及审查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很难无差别地对所有对象进行审查，而是应当通过科学方法指导其他规范制定参与机构的审查活动。和域外国家相比，我国的规范制定过程同样不乏各种利益诉求的碰撞，但不同之处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规范制定活动的突出特征。

此外，对于需要经过批准才能生效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涉及应当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事项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批准主体宜尊重制定主体对事实问题的判断，主要由其内部的专业性审查主体从规范性层面进行审查。然而，当前我国监察领域的一般权利保障规范尚不全面，难以为监察法规提供充分有效指引。